最好金龟换酒

我已经习惯了从手机取景框里看比赛时的她。仿佛隔了一层，心就不会从喉咙里跳出来——尽管它仍疯狂地想要跳出来。手机镜头追踪着岩壁上的小小身影，眼看她过了一个难点，又一个难点……登顶的热望中，忽然之间，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压根没意识到哪里出了错，她已如断线的风筝直坠而下。

放下手机，我和铭基交换一个错愕又失落的眼神。这是最后一条线了，而她的表现甚至还不如上一条难度更高的线路。我总觉得自己一生都在等候（担心或预期）失败，但每当它们发生时，却仍像是毫无准备。

“肯定还是不舒服。”我说。

“没力气了。”铭基说。

来眉山前几天，我开始头痛，咳嗽，昏昏沉沉。那段时间香港又进入了新冠高峰，我没有检测，但感觉八九不离十。全国攀岩少锦赛在即，我担心传染给毛衣。但怕什么来什么，飞机刚落地，她直接在机场被筛查出了发热，立刻被带走做了鼻拭子和咽拭子。等到我们在眉山的酒店住下，她已一反常态地蔫头耷脑，咳嗽鼻涕也如约而至。

难度预赛就在第二天一早进行。她坚持参加，结果便是开头那一幕。眉山的攀岩场馆很大，我们去接比完赛的毛衣，两人在毒箭般的日光下恍惚地走着，一时不知该往何处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从开幕到完赛，从难度到攀石，那几天一直浸泡在类似的氛围里，仿佛潜入水底，一切模糊而不真切。只记得身为父母的忧心、揪心、贪心、不甘心，还有无可避免的失落和“如果”。哎呀，只差0.2分就能进攀石决赛。是啊，如果不生病就好了。可是，真的已经不错啦。可是，为什么还是会跟心里那个小人较劲呢？

如今攀岩早已不算小众运动，全国高手如林，竞争激烈。尽管毛衣在香港时不时能捞着个奖牌，可放在全国便泯然众人了。就算没有生病，要进前二十也很勉强。我们的初心相当单纯：毛衣喜欢攀岩，我们也乐见她坚持一项运动。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国外的爸爸发贴，解释自己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让孩子学各种体育项目：

“让我坦白一件事，”他开门见山地说，“我根本不是把钱花在孩子的体育上了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甚至对孩子究竟参加什么体育项目都不关心。我只是为我孩子已经精疲力竭但最终又坚持下来的那些时刻花了钱，为我孩子学会了遵守纪律、专注和奉献花了钱，为他学会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和珍惜装备花了钱，为他学会了在没有取得期望的排名或头衔时能面对挫折、并且一周又一周地卷土重来竭尽全力花了钱，为他懂得为小小的成就而自豪并为长远目标而努力花了钱，为他可以外出运动场而不用在电子屏幕前呆坐着花了钱……”

是的，我想，就是这样。可是，明知努力本身才是意义，为什么我们仍会为结果而失落？为什么仍如此执着于比赛和排名？随着她技术精进，心智坚强，我们的贪念却为何日益膨胀？决赛时，坐在常胜冠军的妈妈的身后，我看着她稳稳举着手机拍摄的手，忍不住想知道“胜券在握”究竟是怎样一种感受。

说来讽刺，即使是在看她比赛心脏狂跳的时刻，我也清楚地知道那不只是得失心在作祟，而是为自己仿佛被“夺舍”的状态感到焦虑和失望：对孩子的期许有悖我内心的准则——人不该寻觅某些在我们自身之外的东西。作为一个中年人，早已和自己的才能限度达成了妥协，又为什么总想让孩子“更进一步”呢？

哎，“准则”——铁一般铿锵，梦一般无用。

比赛的间隙，我们在眉山四处闲逛。这是一座自得其乐的小城，是苏轼毕生怀念的故乡。当地人热情健谈，随意走进一家小店都有不俗的美食。夜幕刚至，人们就坐在露天桌椅上喝起了啤酒，锅里翻滚着红亮的汤汁，烤串和钵钵鸡的竹签摞在一旁。他们的脸上没有野心，也看不出虚度的压力，令我想起自己的家乡与童年，似乎也是如此恬淡悠闲，“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”。

所有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都知道攀岩少锦赛。近年来，这座城市一直致力于将自己打造为“时尚体育运动之都”，但政府的雄心始终悬浮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外，他们看着这些热闹，多少像是隔岸观火。

“我早上也拉了家搞攀岩的嘛，”司机说，“可怜哦！那个妈就一直骂，小孩就一直哭！”

“莫得必要噻！”另一位司机说，“当运动员造孽得很！”

我自己从未被“鸡”过。犹记得小时候学电子琴，上了几次课不喜欢，爸妈便由着我，说不学就不学了。毛衣却从未流露放弃之意，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属于“鸡娃”式父母。当然，她也算不上顶尖的刻苦，而她的训练频率（一周两次）更远不及赛事中那些佼佼者（至少一周四、五次）。之所以仍有期许，也许是觉得她尚未竭尽潜能，又或者是为那些“沉没成本”心有不甘——每周两次看似不多，但由于香港少有攀岩高墙，每次都需跨城前往深圳的场地。我和铭基周中周末轮流接送，的确耗费不少时间精力金钱，而我们的周末也因此永远缺失了一天。

有时不免自问，这种坚持究竟源于何种动力？的确是为孩子的兴趣和品格投资，但自己的欲望与虚荣也裹挟其中，彼此渗透，边界模糊。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局限吧。我追求的东西本就是一团乱麻，又掺杂着无数自我批判的声音。教育终究是成年人自身的修行——当你试图引导孩子成长时，其实也在不断暴露和拆解自己，重新审视内在那些隐秘的假设、评判和限制。

可我也不相信会有一个所谓“正确”的答案。放在以前，我会嘲笑自己这种父母，会为那些每周训练五次的孩子感到窒息。现在的我却觉得，过分自洽的心容不下真实的人性。是积极进取还是优绩主义？是强加意志还是激扬潜能？是自我实现还是世俗期待？有时自相矛盾能让你保持痛感，太过笃定和丝滑的东西反倒显得可疑。

“我自相矛盾吗？”沃尔特·惠特曼自问自答，“很好，那我就自相矛盾吧。我是庞大的，我包含无数自我。”

我在三苏祠里默默想着这些事情。游人如织，阴雨蒙蒙。坐在廊檐下避雨，看满墙的苏轼手迹石刻，想象孕育过圣贤的土地，想象彼时彼刻如此时此刻。苏轼是我最偏爱的古人，总有种发自内心的莫名亲近。又或者，用我爸的话说——“谁能不喜欢苏轼呢？”想起在北京故宫看苏轼主题书法特展，看到他被贬海南后写过儿子苏过的一封信，说海南盛产生蚝，我发明了一种烧蚝的做法，极其美味，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“恐北方君子闻之，争欲为东坡所为，求谪海南，分我此美也。”简直为之绝倒——这也太“苏轼”了！

在旷世天才中，苏轼有种少见的“活人”感，从不吝于袒露自己的焦虑、贪馋、虚荣、软弱、恐惧，也不曾因洞悉世相而冷眼遁世。人人都爱苏轼，与其说是仰慕其才华造诣，毋宁说是窥见了某种可企及的生命智慧。和他一样，我们都在命运的洪流中浮沉，无法左右人生的走向；但相比历史上那些恃才傲物者、愤世嫉俗者、舍生取义者、誓死立节者，对普通人更具参考价值的，恐怕是苏轼的因缘自适。他一生多舛，仕途坎坷，屡次被贬，颠沛流离，却既未沉溺于怨愤，亦未耽于虚无。那些被反复称道的“乐观”与“旷达”，其实是一种顺从命运的智慧：在认清“人生如逆旅”的本质后，选择以审美的眼光关照世间万物，以超越得失的心灵享用造物者之无尽藏，与江山风月共有千古。

就在比赛前几天，我爸在微信群里发来一个视频，是苏轼一生轨迹在地图上的动线。“与他相比，”我爸说，“我们的奔波算什么。”坐在雨中的三苏祠里，这种感受更是排山倒海。想到他历尽劫波后仍能保有“行藏在我”的从容，便觉得现代人许多纠结焦虑都不值一提。于是臃肿的杂念皮毛落尽，绩效社会里那点毫厘得失又算得了什么。于是益发感念文学的力量，让壮阔历史和千古风流人物都成为意识的大河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，三苏祠里的片刻平静只是暂时的。我仍会与困惑同行，或许永远困惑。

5月5日，从眉山飞回香港，等待我们的是一个装满3000张扉页的沉重纸箱。那是即将发售的《藏地日志》（《藏地白皮书》20周年纪念版的新书名）的扉页。是的，由于之前的合同到期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，在增添万字新内容和精选照片的基础上，用心打造了这一更精美的纪念版。因为多个电商平台订购时都想要一些亲签书，为了方便高效，出版社便在装订前将扉页寄来，我们签完名再寄回装订。

但签3000张扉页可真不是开玩笑的。我们几乎是放下行李就开始签名，从下午签到半夜，足足花了6个小时！到了最后，已经几乎不会写自己的名字。

“20周年”应该可算是个可歌可叹的数字。换做平时，我们或许会倒一杯酒，签一会书，帮彼此揉揉肩膀，又絮絮叨叨说起当初。但不是这一次，不是这个兵荒马乱的五月。从到家的那一刻起，一切都像是被按了加速键。我们得像士兵般屏息凝神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凌晨时分，我们把3000张签完名的扉页重新打包装箱。第二天顺丰上门取件时，我已经在奋笔疾书猛赶教案。再过一周，我就要开始给香港都会大学教一个学期的非虚构写作课，但接下这个工作时，留给我准备的时间已相当有限。作为一个靠谱的金牛座，一个有点强迫症的完美主义者，再怎么匆忙也不愿敷衍了事，只好逼着自己全力以赴。

隔天去学校签工作合约，和创意写作硕士的课程主任讨论课程细节，才发现还有不少需要补充和调整之处。时间紧迫，难免焦虑，赶紧回家继续修改增补。

与此同时，毛衣的五月也正如火如荼。作为一名书虫，她入选了校队，正在全力备战 “Battle of the Books”（图书之战）香港校际半决赛。“Battle of the Books” 是一种团队阅读知识竞赛，参赛者需提前阅读指定书目，并在比赛中回答相关问题，比拼对书籍内容的了解和记忆。5月8日中午，手机里跳出老师欣喜若狂的邮件：“We Won！”

挺进决赛的少女喜气洋洋地回到家，又开始了望眼欲穿的生日倒数——这将是她搬来香港后的第一个“正式”生日party，早在两个月前就开始了倒数。当然啦，她期待只因为她只需要期待，所有的筹备都由老父母包办——租场地、安排活动、联系同学家长确认出席名单，提前准备好回礼的goody bag……

体谅我的社恐属性，铭基英勇地承担了“联系同学家长”这一社交重任。参加过不少生日party，从来都是妈妈们彼此联系。老实说，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，仿佛没做到妈妈们都会做的事，铭基却一脸理直气壮——“那不如就让我给他们做个榜样？”

5月10日下午，少女的10岁生日party圆满落幕。16位少女一起做了披萨，自制了珍珠奶茶，吃了蛋糕唱了生日歌，还拆开了所有礼物，当然也免不了鸡飞狗跳地发疯。令我有点感动的是，毛衣特地邀请了同班一位上学期刚转来、性格极内向、几乎不说话的女孩。她俩其实也算不上朋友，但毛衣一直试图让她不那么孤单。其实人家未必孤单，我这么想着，却仍为她的敏感和体贴感到欣慰——尽管这份温柔好像并不常分给自己的父母……

办完party，终于暂时松一口气。5月11号是母亲节，我们约了小昂、思晨老友相聚。上甜品时，服务生端来点着蜡烛的小蛋糕，餐厅里的人们开始拍手唱生日歌，我足足愣了几秒才意识到是在给我（提前一天）庆祝。自从毛衣出生，我就对自己的生日逐渐失去了热情——我俩的日子挨得太近，每次为她张罗一通，我早就精疲力竭，又吃了太多蛋糕，只想原地躺平。

但那确是个特别的时刻。能与家人好友一道庆祝生日，令我感到久违的幸运。烛火摇曳，我仿佛在自己头上盘旋着，在一片祥和金光中俯瞰着自己的生活。如果时间能定格在那一刻，生活的框架似乎就足够坚固了。然而，在无人察觉之处，风雨正悄然酝酿。我忽然听到铭基在感叹自己运气爆棚，居然抢到一个第二天晚上的公立诊所预约号。

“谁？”我茫然地说，“谁要看医生？”

“艾米丽，她又胃疼了。”

艾米丽是我们的helper（我一直不喜欢“菲佣”这个词）。最近一两个月，她常抱怨胃疼，也去看过医生，开了药却没什么效果。就在几分钟前，她发信息给铭基说这两天右下腹疼痛加剧，问我们能不能帮她预约门诊。铭基建议她立刻去急诊排队，她又有些犹豫。公立医院的门诊一向难约，铭基本着试试看的心态，没想到竟然立刻约上了第二天的号。

她最终决定等到第二天去门诊，说自己目前还能支撑。莫名的焦虑啃噬着我。蛋糕还没吃完，我能感到这个夜晚，连同方才那片刻的安宁，已经悄然结束。

第二天是星期一。我又赶了一天教案，晚上催着艾米丽出了门。等到毛衣睡下，铭基正要拿出给我生日准备的香槟，艾米丽发来信息，说医生初步诊断阑尾炎，要立刻转介她去附近一家医院看急诊。

阑尾炎？！我和铭基面面相觑，仿佛晴天霹雳。在我们肤浅的认知里，阑尾炎总让人痛到打滚，需要立刻手术。原来她一直以来的“胃疼”其实是阑尾炎？她怎么竟能忍到今天？如果要立刻住院手术，接下来一切该如何安排？她出院后显然没法立刻工作，我们是不是还需要给她做饭？

“还开香槟吗？”铭基幽幽地说。

然后两个人都笑了——还好，还能苦笑。

生日当晚，我们喝着香槟，一边向ChatGPT老师学习阑尾炎的知识，一边商量如何启动应急方案，怎么分配家务、接送、医院探视和一日三餐。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中年人的叹息。我们像战友一样拍打彼此的肩膀，鼓励对方要撑住这口气。幸福与不幸搅作一团，让人既感温暖，又难免惴惴不安。

终于收到新鲜出炉的《藏地日志》时，艾米丽还没有出院。她的急性阑尾炎由于波及周围肠道，无法立刻手术，需要先用药控制炎症。等到身体好转后，医生再结合CT结果和临床恢复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或何时手术。

在那兵荒马乱的几天里，我们拼命稳住阵脚，好歹没搞到人仰马翻。也正是在此期间，我完成了第一次的教学任务——从下午到晚上，两小时大课加四小时导修，讲到口燥唇干。回头想想，最近的一切都像是自己揪着后脖领把自己拎起来。许多原本不知道自己能做到的事情，竟也一一挺了过来。这些年来我只埋头写作，少有机会思考和梳理切身经验，起初一时不知从何下手，但当我渐渐沉浸其中，发现自己竟真有许多话想说，也竟真的从中找到了某种乐趣。

下课已是晚上10点，仍有学生等在门外想与我再说几句。回家路上，想到在香港这样金钱至上的地方，居然还能与人讨论文学，还能与年轻纯真的心灵交流，实在奢侈，令人感动。接下这份教职，初衷是想突破舒适圈，积累更多人生体验。当然，收入也是动力——毕竟香港居大不易，而创作的回报又来得慢且不稳定。没想到的是，这份工作偏在我最忙碌、最措手不及的时候到来，却也令我体味到某种更深层的真实：创作从来不是逃避现实的豁免权，人生的常态便是挣扎和周旋，在顺利与不顺利、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世界里来回往返。

正如此刻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。《藏地》在520当天正式发售，我需要在公众号上告知读者，同时谈谈自己的心路历程。放在以往，我需要留出好几天安静的时间来慢慢打磨，现在却只能见缝插针，在高度的紧张和琐碎中逼迫思绪流淌。奇怪的是，自从艾米丽入院，我反倒有种“破罐子破摔”的释然，仿佛最糟糕的已然发生，还有什么尽管放马过来。其实谁又不是一边崩溃一边重整旗鼓呢？艾米丽也是第一次在异乡住院，孤独而焦虑地在粤语的海洋中漂浮；我的编辑马林同时操作着好几本书，四处协调绞尽脑汁，忙到时时刻刻就连走路都在发信息……

记得艾米丽住院的第二天，毛衣放学后我送她去深圳上攀岩课。等待时我在电脑上奋笔疾书，无意间听到前台和一位教练的对话。那时还差一分钟到9点，他们正准备下班。

“谁也不能阻止我准点下班！”前台女生庄严宣告，立刻得到了教练的附和。

“好啦，”教练与大家挥手道别，“现在我要去打另一份工啦！”

一片会心的笑声中，我愣住片刻，这才反应过来。

哎，我苦笑着想，谁又不是呢？

在第一堂导修课上，我曾对学生吐露心迹，说身为写作者有个为数不多的好处，那就是人生里再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“坏”事。我们天然会抱着“环保”的心态，再怎么困顿失意的生命经验都可以转化为创作素材——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。或许，这篇文章也正是一个注脚。

近几年我写非虚构不如以前多，除了对小说创作的热情，也因为年岁渐长，社会羁绊日深，很多东西涉及自己或他人隐私，并不适合用非虚构的方式写出来。可因为最近在教非虚构，又恰好在这个时刻收到新版《藏地》，心中格外有些感慨。

其实我向来不大敢回头看自己的作品，尤其是在最青涩无知的年纪写下的《藏地》；也担心被人说“吃老本”，怕自己真的如苏轼所言——“团团如磨牛，步步踏陈迹”。可也正如我在新版后记《故事只讲了一半》中写的，这个故事的魅力在于真实，也在于它正在进行和永未完成的性质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们的亲密关系就像一个可被观察的样本，而我们自己也因此“被迫”回望来时路，看看当初以爱浇灌的那棵树，如今长成了什么样子，又结出了怎样的果实。

是的，一起生活了20年后，彼此确实熟悉得连夸奖的话都说不出新意了。我和铭基总是想吃同样的食物，想看同一部电影，甚至在微信里同时打出一模一样的句子。互相一个眼神，就已知悉对方的心思。我也无比感激铭基日复一日的付出：他总是主动承担家务和育儿，情绪价值也给得十足——哪怕是跟他抱怨被蚊子咬或崴了脚，他也会给足反应，关切备至：“天哪！怎么会咬那么大一个包！”“哎呀！我马上去给你拿药！”

可是，真正令我们与爱一同成长的，是并肩经历命运的淬炼。我们共同在育儿的平行宇宙里修习，学着如何面对自己的虚荣、评判、得失心，以及那些难以名状的情绪；我们一起面对意外和困境，暴露脆弱，相互安慰，彼此陪伴，共同进退。当生活有了裂纹，脆弱反倒让爱那无与伦比的治愈力量浮现出来。

阿兰·巴迪欧说，爱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建构，是不断地重新创造，是一种生成着的生命。在这个警惕“浪漫爱”、嘲讽“恋爱脑”的时代里，但愿我们这个小小样本，还能带给你一些去相遇、去创造的勇气。

在为新版《藏地》特地写下的手写信里，我们也想把这份心意郑重地传递给你：

曾有位读者给我发来《藏地》读后感，其中引用了黄永玉的话：“别轻蔑少年时期感动过的东西。”作为一本横跨时空的非虚构作品，《藏地》的美妙之处在于它鲜活地保存了过去：“八朗学”在那里，它还是原来的模样，新朋友在走廊上聊天，在天台上写着日记；铭基和我初次相遇，我们还年轻，对未来一无所知。然后，随着书中时间流转，我们看着自己一路走来的身影，带着困惑、庆幸和一点不死的英雄主义。青春盛夏已过，但后面还有秋天，冬天。流年漫漫，而故事远未完结。

P.S.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马林，她也是《斑马》的责编。这几年合作下来，我对她充满信任和依赖。图书市场低迷，为了把《藏地》做出新意，她真的是使尽浑身解数，从文本到设计，从装帧到赠品，每一步都倾注大量心血，不厌其烦地打磨细节，协调各方资源。遇到难题时总是一马当先，遇到我的纠结和拖延也总是耐心鼓励、温柔包容。谢谢你的专业和用心，也谢谢你一如既往的理解和体贴！与你合作总能让我感到安心和温暖。